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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疫情肆虐,总统依然不戴口罩,科学界更是乌云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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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瑙斯市的一处公墓是很多死于新冠肺炎患者的埋葬之处。图片来源:MICHAEL DANTAS/AFP VIA GETTY IMAGES众所周知,巴西疫情的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昨天单日新增36436例,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115万,死亡人数已突破5.2万。但即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却依然在任性地效仿特朗普,频频违反防疫规定,屡次在公开场所不戴口罩。为了拯救巴西民众于水火,让总统给民众以身作则,巴西最高法院又下令了。据巴西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23日报道,巴西联邦法官裁定,总统博索纳罗必须在公共场合和各种商业场所佩戴口罩,否则将面临2000雷亚尔的罚款(约合人民币2745元),该裁决于6月22日晚签署。在6月早些时候,巴西最高法院曾为了公共卫生利益,不顾博索纳罗要求停止发布有关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命令,下令恢复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网站,并发布该国疫情的全部数据。然而,笼罩在巴西科学界的政治乌云不知何时才能散去。在几次大型试验失败后,氯喹或羟氯喹作为应对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希望已经逐渐破灭。但是,对于巴西的一组研究人员来说,故事还远未结束。4月,巴西Heitor Vieira Dourado热带医学基金会的临床研究员Marcus Lacerda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氯喹可能增加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从那以后,他们就被指控用高剂量的氯喹毒死病人,只是为了给这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赞扬的药物带来坏名声。社交媒体上的攻击、诽谤性文章、死亡威胁,甚至对他们研究的法律调查使得Lacerda及其团队倍感压力。其他科学家也对公众的表现感到失望。但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试验中的确约有一半患者使用的氯喹剂量过高,以至于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死亡都是意料之中的。德国图宾根大学的Peter Kremsner说,Lacerda的试验的确使用了“危险且绝对过高”的剂量。Kremsner在两项羟氯喹试验中使用的剂量要低得多。还有人说,在用于新冠病毒的最佳氯喹剂量尚存在争论时,Lacerda和同事却冒了可预计的风险。曼谷Mahidol大学资深疟疾研究员Nicholas White说:“现在更清楚的是,我们不要再使用那个剂量。但在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White在英国帮助设计Recovery 试验,该试验也包括使用羟氯喹。‘左翼药物激进分子’Lacerda于3月下旬开始试验,当时巴西马瑙斯市的新冠肺炎病例呈爆炸性增长,科学家在氯喹和羟氯喹的试管研究和小型非随机临床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结果。Lacerda之所以选择氯喹是因为它在巴西已广泛用于疟疾治疗。该研究计划招募440名患者,其中一半患者在10天时间内每天两次服用600毫克的氯喹,共计12克 。另一半患者第一天服用900毫克氯喹,接下来4天每天服用450毫克,总计2.7克。当该试验的独立数据安全监管小组发现高剂量组中的死亡人数迅速上升时,他们警告研究人员,并要求停止试验。当时招募的81名患者中,高剂量组中有7人死亡,而低剂量组中则有4人死亡。到结果发表时,这些数字分别上升到16和6人。高剂量组中的两名患者在死亡前出现危险的心律不齐,这是氯喹的已知副作用,而且高剂量组还出现了更普遍的心脏问题警告信号。相关研究结果的预印本已被《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报道。4月14日,美国一家营销公司的CEO Michael James Coudrey在推特上指责说:“研究人员给患者服用了过量的药物,把他们当成了小白鼠,这项试验如此不负责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家公司为政治候选人提供社交媒体和数字信息服务。三天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Eduardo Bolsonaro发了一条类似的信息,其中包括一篇将研究人员称为“左翼药物激进分子”的文章,并以研究人员过去支持某些政治候选人和张贴彩虹旗的社交媒体帖子作为证明。这篇文章诬蔑这项后来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上的研究,称其试图贬低博索纳罗政府批准可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很快,针对研究人员及其家人的死亡威胁也开始出现。然后,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该研究进行了法律调查。一位巴西官员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调查,并贴出了一份九页的文件,要求Lacerda澄清所有事情,从他们选择氯喹的原因到为什么没有关注早期阶段的新冠肺炎患者。很多问题关注于剂量是如何确定的,以及患者在研究中是否出现心脏问题。调查仍在进行中。巴西的研究人员担心,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律调查可能会在这个已经对科学发生攻击的国家中树立危险的先例。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传染病研究员Mauro Schechter说: “今天是Lacerda,明天可能是其他人。”圣保罗联邦大学传染病研究员Adauto Castelo补充说:“事态的发展简直令人发指。”尴尬的处境但对于氯喹或羟氯喹的合适剂量,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除非出现抗药性,否则氯喹对治疗疟疾是非常有效的。但试管研究表明,如果要阻断新冠病毒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氯喹。众所周知,高剂量的氯喹和羟氯喹都是有毒的,但是大多数有关其毒性的信息来自于对自杀和意外中毒的研究,而在这些情况中使用的剂量通常并不确切。这使得研究人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剂量过低,可能错过一种有效的治疗药物;剂量过高,则可能给患者带来危险。Lacerda用的氯喹剂量的确是高了。高剂量组中的患者使用了12克的氯喹,这是Recovery试验和世卫组织团结试验(Solidarity trial)使用的二倍剂量,这两项试验都没有发现羟氯喹的疗效。目前,世卫组织已停止了羟氯喹的试验。至少有两项羟氯喹研究使用的剂量高于Lacerda的试验,一项上海交通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在150名患者中进行的,另一项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的。但大多数研究使用的剂量都比Lacerda的低。Lacerda试验的受试者还服用了两到三种其他药物,包括阿奇霉素,它和氯喹一样容易引起心脏问题。泰国Mahidol大学的James Watson说,很难评估高剂量氯喹的有害性。Watson致力于为不同剂量药物建立毒性模型。Lacerda说:“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讨论。直到政治介入后,才出现了关于高剂量的批评。有些人会反对这个剂量,有些人会赞成。但不幸的是,我运气不好,成为第一个尝试高剂量的人。我可能将不得不永远为此付出代价。”White认为Lacerda在试验时选择的剂量是合理的。但Kremsner认为Recovery试验和Lacerda的试验都是危险的尝试。White在德国领导的两项试验(一项针对住院患者,一项针对轻症在家的患者)在七天内使用的最大剂量为3.3克。明尼苏达大学的David Boulware领导了一项研究将羟氯喹作为一种预防性药物用于接触新冠病毒的人群中,他说他也不会接受Lacerda的高剂量,但他说这个决定并不疯狂,尤其是在大流行的“绝望时刻”,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在Boulware自己的研究中,受试者在三天内服用2.9克羟氯喹。Boulware说:“我认为没有监管的试验是鲁莽的。但巴西确实有监测计划,并且及早停止了试验,而且研究人员也没有隐瞒结果,他们将结果发表以为他人提供警示。”巨大的压力Lacerda的部分问题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剂量过高。在预印本中,该团队证明高剂量合理性的部分理由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专家共识,该共识建议每天两次使用500毫克磷酸氯喹,这似乎与巴西团队所使用的600毫克差不多。Lacerda还在《纽约时报》以及在4月20日为研究辩护的书面声明中再次讨论了该共识。但比较结果并不理想。Lacerda一剂氯喹的效力比中国研究人员使用的同等剂量的磷酸氯喹高出67%。Lacerda表示,在试验完成后写预印本时出错了。他说,研究团队在决定剂量之前进行了广泛的文献查阅,广东使用的剂量只是他们选择该剂量的一个因素。Lacerda仍受到来自各方的极大压力。他在视频通话中对《Science》说:“这是一场噩梦,几周来,我一直无法停止担心自己职业生涯被毁,而且还要担心对家人的死亡威胁。如果有一天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告诉你,他将杀死你的孩子使你像其他人一样遭受痛苦,你就会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6/it-s-nightmare-how-brazilian-scientists-became-ensnared-chloroquine-politics更多阅读:新冠病毒横扫巴西,马瑙斯市市长喊话总统:闭嘴!待在家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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